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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整版推薦:
        《興隆場》 加拿大人類學家在戰時四川鄉村的舊事


        伊莎白·柯魯克

        (Isabel Crook),加拿大人,1915年生于中國成都。20世紀30年代從加拿大返回中國,在中國進行社會調查,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革命和新中國成立。1940-1941年,伊莎白應邀在四川璧山興隆場(現屬重慶)參加一個由基督教會發起的鄉村建設項目,寫成著作《興隆場——抗戰時期四川農民生活調查(1940-1942)》和《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抗拒——興隆場(1940-1941)》。另有代表作《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與丈夫合著)。

        興隆場院里攤晾、簸稻(1983)

        耕地、收割同時忙(1983)

        鄉村活動

        《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抗拒——興隆場(1940-1941)》

        作者:(加)伊莎白、(美)柯臨清 譯者:邵達

        版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8年11月

        上個世紀的鄉村建設

        “鄉村建設”在當代并不陌生。上世紀初至30年代,梁漱溟、晏陽初等知識分子發起的鄉村建設實驗曾聲勢浩大,而以基督教教會為背景發起的鄉建實驗也是當時重要的一支力量。這些鄉村建設團體在河北、山東、江蘇、湖南、河南等地創辦的各種實驗區達1000多處。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各鄉建團體逐漸轉移到抗戰大后方,與國民政府全面合作,改造鄉村社會,以實現增加稅收、擴大生產、發動民眾為抗戰服務等目的。

        1940-1941年,《興隆場》一書的作者、加拿大人類學家伊莎白在四川璧山縣興隆場(今屬重慶市璧山區)進行的社會調查,正是在該背景下依托基督教會資助的鄉村建設項目。

        本書以興隆場為主要區域,全面描述了該場鎮的社會結構和發展動力、國民政府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簡稱“協進會”)等民間組織在社會動蕩局勢下推動的改革事業等,展現了外來改革人士與本地傳統勢力在這座小舞臺上的交鋒,分析了外來改革人士的鄉建等改革項目被當地勢力擊敗的過程和原因,并映照出“國統區”的中國鄉村社會的全貌。

        以往對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的研究,大多數立足“革命-改良”的研究框架,基本認為鄉村建設理論與路線、方法的改良主義本質是運動失敗的根源。比如讀者比較熟悉的晏陽初先生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最初在河北定縣開展以“文化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為主的四大教育。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鄭大華研究員總結定縣實驗時即指出,定縣“鄉村建設運動復興農村經濟的目的所以未能實現,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改良性質”。以往的評價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遮蔽了鄉村建設實驗中面臨的復雜環境和真實問題,其經驗和教訓也莫衷一是。

        在筆者看來,本書的意義不僅在于運用不同尋常的田野調查手記淋漓盡致地表現戰時中國大后方的農村所面臨的爭議問題,以及展現國民政府與鄉建團體推進鄉村現代化的兩難困境,更在于問題意識與視角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作者關注國家或民間團體的鄉村建設實驗之中外來者與本地人(現代與傳統)的沖突與協作。因此,本書對于研究鄉村建設運動史很有參考價值。

        國民政府vs外國教會 西南小場鎮的外來者

        本書所描述的區域——璧山縣興隆場,是一個僅有82戶人家的小場鎮。“場”是四川地區市場貿易的獨特風貌。李劼人的著名小說《死水微瀾》描述的就是成都周邊一個叫“天回鎮”的場鎮上的故事;美國學者施堅雅根據1949-1950年在四川進行的實地調查資料,寫作《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提出“基層市場理論”,便是根據四川普遍的場鎮貿易結構為理論基礎的。可見,興隆場是四川地區鄉村社會場鎮生活的普遍縮影,這項成果也是了解軍閥混戰多年后和抗戰期間的四川鄉村社會的重要窗口。

        如今的興隆場,已經成為璧山大興鄉的鎮政府所在地,當年作者所居住的教堂,成為了鎮政府大樓所在地。大樓旁邊,遺留了當年的兩座小房屋,使人想起1940年的興隆場“就像一個由擠擠挨挨的灰瓦房頂胡亂堆砌而成的雜貨鋪”,這些斑駁的青磚似乎在訴說著興隆場近百年洶涌澎湃的社會變遷;作者在書中忠實記錄了興隆場的家庭瑣事、鄰里糾紛以及吸毒、賭博、看病、敬神等民風民俗,又似乎把人帶到那個既喧鬧又平淡的時代。

        據作者描述,當時興隆場的大多數農戶依靠農業和小手工業勉強度日,惡劣的宏觀經濟環境使許多家庭瀕臨崩潰。在社會治理上,該地一直被宗族、地主和袍哥這三方或者三方身份雜糅在一起的勢力所控制,這些人通過宗族資產、地租和地下經濟等收入投入公共服務獲得治理權威身份。在1935年前,興隆場與外界的聯系并不緊密,男人、寡婦等都在這里做生意,趕場的時候男人們就聚在茶館里消遣,袍哥實際掌握著權力,擔負著保衛一方安全的責任。

        1935年后,隨著國民黨中央軍入川,國民政府通過設立行政督察專員制度和保甲制度對縣級以下單位實施管控,在興隆場,這些基層官員的任命與其宗族、紳士、受教育程度等背景密切相關。由此,1940年前后興隆場的社會結構更為復雜,代表改革勢力的鄉政府與可以呼風喚雨的本地勢力袍哥等交鋒不斷,正如書中所述,有時“袍哥比鄉政府更有權威”。

        國民政府為支持抗戰,在四川趁機通過行政改革、教育改革、鎮壓土匪、取締鴉片貿易等措施加強對基層的控制力度;同時,各地的鄉村建設專家如梁漱溟、晏陽初等和宗教團體等也相繼“落戶”四川或重慶,側重經濟、教育、衛生、自治等方面的鄉村建設實驗在大后方重現生機,而興隆場也處于被這些外來者或外來思想的改造之列。

        本書的作者伊莎白和顧問俞錫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進興隆場的。伊莎白出生和成長在中國的一個加拿大傳教士的家庭;俞錫璣是一個來自浙江、在北京聯合醫科大學有一些醫學訓練的小學老師,在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工作時加入其農村改造項目。自19世紀,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傳教,希望能“為基督征服中國”,大部分傳教士采取傳統的“直接布道”的方式,他們的熱情并未得到中國人的回應,有時甚至遭到民眾的激烈反對。盡管到民國初年,傳教士“深入到中國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卻并未取得預想的效果。隨后,基督教開始采取世俗化的手段進行傳教,比如推進農業改良、興辦教育與醫療事業等,基督教會與鄉村建設開始融合在一起。興隆場的鄉村建設項目便由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資助,伊莎白受邀請加入該項目,負責協助調查全鄉一千五百戶居民的經濟生活狀況。由于伊莎白與俞錫璣的女性身份,在調查時更容易被當地居民接納。

        袍哥勢力 貿然改革的困境

        對于興隆場來說,代表國民政府立場的鄉政府和協進會的鄉村建設改革者都是外來的。興隆場的日常生活輪廓,可以從書中描述的農業勞動、副業生產、地方政體與民間勢力、改革家、婚俗和衛生等主題中表現出來。作者們巧妙地描述了普通人如何通過聰明的生存策略,在征兵、征稅、土匪和疾病等不斷的困擾下來艱難維持生存。在這種生存策略中,袍哥群體發揮了重要作用。

        袍哥,是本書中一個重要的話題,也是興隆場的實際掌權者。教授王笛的新書《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從微觀歷史出發,使我們看到川西農村社會復雜的內部,以及一個內陸地區在民國時期的暴力與秩序。袍哥的形象是復雜的,他們既是維持當地鄉村社會的秩序者,又走到了民眾的對立面——使用暴力維持秩序。伊莎白的書對此提供了更為立體的案例。

        因此我們不難想象,伊莎白和俞錫璣在興隆場的一年半中,為什么興隆場更換了四次鄉長。國民政府希望從農村社會獲得更多的經濟收入,最終依次任命了三個從其他地方調過來的地方政府領導者,然而每一個外來的鄉長都未能擊敗當地的袍哥勢力,最終以調離別處結束其在興隆場的統治。

        作者由此認為,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教會組織在興隆場推出的改革方案都觸動了地方權勢階層(袍哥)的利益。首先,國民政府的行政改革如撤并鄉鎮、更換鄉長引起了鄉民的不滿。最終,撤并鄉鎮費了頗大周折而得以實現,但兩鄉之間的民眾卻一直暗中較量,矛盾重重,傳統的生活邊界與現代化的建制要求開始正面沖突。

        其次,平民識字運動收效甚微。國民政府要求興隆場不識字的人必須參加當地小學舉辦的為期三個月的識字班,然而“那些小自耕農或佃農壓根兒就不想前來上課”。居民的強烈的抵觸情緒,加上缺乏經費,當地的小學教員力從不心,作者所在的協進會在教育方面的實驗亦無多大進展。

        再次,頒布的婚俗制度流于形式。國民黨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其中就有“改變舊式婚俗”的內容。興隆場舊式婚俗中流行早婚、婚禮大操大辦、包辦婚姻、童養媳等一系列惡俗。國民政府通過頒布一系列法令或在報紙上宣傳教育來移風易俗,然而這些傳統習俗發生的變化卻非常有限。

        協進會只有在衛生方面的實驗相對成功。國民政府在四川公共衛生建設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協進會則在興隆場開辦了一個診所。教會診所因為幾次成功的救治案例在廣大婦女中建立起良好的口碑,這也為作者融入當地社會創造了有利條件。當然,當地絕大多數老百姓仍然“信巫不信醫”。

        協進會在經濟領域的改革也面臨失敗。以食鹽合作社為例,該合作社得到了晏陽初等鄉建專家的指導和支持,其宗旨是以互助的方式讓鄉民獲得廉價鹽。鹽作為一種重要的流通商品,在興隆場一直由“私售鴉片、交結袍哥、壟斷稅收”的一個惡霸控制。這些地方勢力壟斷了當地的稅收等財政收入,而鹽業的運銷則是地方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一旦外來的協進會組織介入當地的治理或財政體系,立即遭到該人的暗中破壞,最終鹽業合作社僅開辦了5個月左右就宣告破產。

        協進會的許多改良措施無法順利實施。最終他們不得不撤出了興隆場。教授溫鐵軍提到該書時強調,“興隆場將外來者和本地人首先做了區分,這正跟我們一直將交易費用理論引入鄉建研究有契合之處,任何外來主體,當它要進入鄉土社會的時候,面對分散的小農,一定存在交易費用高到無法交易的困境”。作者認為國民政府和協進會開展的系列現代化改革,失敗原因在于當地傳統勢力的抵抗。不過,自晚清民國以來,我們持續追求的現代化在傳統鄉土社會就始終遭遇種種挫折,知識分子改造鄉村的百年夢想并未實現,本書沒有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但似乎值得我們深思。

        外來者vs本地人 鄉村的再造

        當然,本書的價值不僅在于提供了研究國民政府和協進會等外來者改造鄉村社會的困境的新視角,而且為我們理解革命的邏輯提供了社會重構與社會治理的對比視角。通過對地方勢力面對國民政府及民間組織在鄉村地區的改造做出的激烈反抗的分析,作者聯想到1949年后中國共產黨在此“大力改造農村、建設國家、征集資源進程中所要經歷的成敗”。盡管作者在該書中并未繼續論述中國共產黨如何深入四川每個村莊發動群眾、打破私有制,解散袍哥,僅僅在該書的尾聲提到“隨著一聲槍響,興隆場歷史上這個最臭名昭著的‘不倒翁’的一生終于到了盡頭”。這句話隱藏了豐富的內涵,即興隆場原有保守的社會結構被打破,社會治理體系發生劇變,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再造通過革命的方式完成。

        雖然本書并未展開1949年后興隆場的變遷過程,但我們可以將目光平移到作者的另兩本代表作《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1947年12月,作者及其丈夫以國際觀察員的身份來到河北省武安市石洞鄉十里店,觀察和采訪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土改復查和整黨運動的整個過程,并共同寫作該書。作者在十里店目睹了同樣作為外來者的共產黨工作隊如何帶領本地村民開展群眾運動,也描述了男女老少村民們是如何響應這場運動的。正如作者所說,她希望通過“觀察十里店的土地改革,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革命運動展開研究,研究它的革命動力”,并希望在興隆場調查的基礎上,對“國共兩黨的鄉村改革事業”做“比較性研究”。盡管這項對比研究并未完成,但作者對于這項研究的投入與選擇顯然并非僅僅是歷史的偶然。

        教授王奇生在《革命與反革命》一書中強調,20世紀的中國革命應該放回到20世紀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到社會文化的大視野下考察,不僅要研究“革命”,還要研究“不革命”與“反革命”。介入鄉村建設與改造的各方,都要面對如何克服與分散小農的交易費用,以及既有地方勢力的挑戰等共同問題。因此,將本書與《十里店》以及作者的人生經歷結合起來看,回到各方力量膠著的歷史場域,對比研究其面臨相同的“外來者與本地人”問題時的不同處理方式,我們才可能重新理解革命史、鄉建史等。

        正因本書“外來者與本地人”的研究視角,目前有關民國時期鄉建運動的研究正在被重新解讀。筆者即受此啟發,采用“外來主體與鄉土社會”的視角,對晏陽初先生在民國時期所做的鄉建實驗做出了新的解釋。這一視角不僅會再次打開我們重新認知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大門,而且對于新時代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大量外部主體參與鄉村建設時進退兩難的困境極具歷史啟示。

        盡管時移勢轉,但是要懂得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必須了解農民過去在怎樣的一個社會環境下生活,就像王笛教授所言,“這種次文化至今仍然潛伏在中國的社會之中”。因此,在新時代的鄉村振興中,國家與各類企事業團體在鄉村社會的各種建設項目仍然面臨與農民自身利益的矛盾問題,這些外來者在鄉土社會的建設項目仍然舉步維艱,如何構建鄉村建設中“外來者與本地人”的利益分配機制、如何培養農民的主體性,在該層面上,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仍值得借鑒。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承諾將會公開所有的有關興隆場的調查筆記,而筆者在山東鄒平調研過程中,有幸發現當年那場鄉建實驗的工作人員所寫的一本《興隆場觀感記》。這本日記補充了伊莎白到達興隆場之前的史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隨著更多參與興隆場鄉建實驗參與者的資料被發現,以及既有研究者對新中國成立后興隆場調研資料的逐步公開,我們相信作為中國鄉村社會百年變遷之縮影的興隆場,其研究價值與現實價值將愈發重要。

        “鄉建工作者置身異鄉,人地兩生,往往估不透云譎波詭的當地復雜環境,既認不清對改革充滿敵意的權力結構和既得利益集團,也沒能發現和培養真正的同盟軍來共同應對隨時出現的各種挑戰。” ——《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抗拒——興隆場(1940-1941)》

        (來源:新京報 2018年5月25日B08版,撰稿: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講師 張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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